苏海探赜四十年——《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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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与枣庄先生是同时代人，都是进入新时期以后进入学术界的。1979年暑假，我在成都市和平街（原骆公祠街）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书库古籍阅览室查阅苏轼乌台诗案资料，于此与枣庄相

我与枣庄先生是同时代人，都是进入新时期以后进入学术界的。1979年暑假，我在成都市和平街（原骆公祠街）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书库古籍阅览室查阅苏轼乌台诗案资料，于此与枣庄相识。他告诉我关于乌台诗案需读三种书——《东坡乌台诗案》《诗谳》和《眉山诗案广证》。我甚佩服他于文献资料之熟悉。此后我们一同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同作为助理研究员被录取，但随即四川大学中文系杨明照先生请枣庄回去主持编注《苏轼全集》，我则于1981年初到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1984年由枣庄介绍我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写作《柳永》小册子。枣庄数十年来是我在成都的最好的老友，他对学术事业的执著与勤奋，尤其成就之丰硕与卓著，是我学术友人中甚为罕见的。

1956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此年枣庄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政治学和哲学。1975年在“评法批儒”的社会思潮中，苏轼因曾经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认为是儒家，属于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政治投机者。枣庄向来景慕三苏的为人，他认为：“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更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以说是立场坚定。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格问题。投机者，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由此他决心系统地研究苏轼。清代学者王文诰以一生的精力完成《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他在《苏诗总案》里写了《苏海识余》，以为关于苏轼的研究如面对汪洋的大海，故称为“苏海”。枣庄自1975年，孜孜不倦地由苏轼研究开始，发展为对三苏的全面研究，迄今已四十余年。今由巴蜀书社出版的《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计收《历代苏轼研究概论》《苏轼评传》《苏洵评传》《苏辙评传》《三苏选集》《三苏文艺理论作品选注》《苏洵苏辙论集》《苏轼论集》《三苏姻亲后代师友门生论集》和《苏辙年谱》十种，这是枣庄研究三苏的成果的汇集，亦是总结性的标志。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因受到庸俗社会学观念的支配，充分肯定王安石为杰出的政治家，而变法是具有进步性质的政治改革；认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故而是“大地主阶级顽固派”，“他在政治上站在旧党一边，没有看到新法对人民有利的也是主要的一面”，“他的政治观点基本上是保守的、顽固的”，苏轼“反对新法的诗歌一般说来表现了保守落后的政治倾向”，因此苏轼不断受到政治批判。进入中国历史新时期后，学术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新的观念和方法重新探讨学术问题。这时重新评价苏轼，就成为研究宋代文史的一个突破口。然而当时王水照、朱靖华和刘乃昌等学者试图说明苏轼虽然曾经反对新法，但后来在《与滕达道书》里表示了忏悔，认识到过去反对新法是拘于“偏见”，“所言差谬”。此见解实源于1957年漆侠之说。苏轼在贬谪黄州时期与友人滕甫第十九书云：“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漆侠认为：“苏轼的这个忏悔书，不单单表明了他自己的政治态度，而且表明了和他同一类型的动摇派分子的政治态度。”这似乎可以说明苏轼的政治态度是前后不一致的，是变化的。他既然对自己反对新法表示忏悔，则可从维护变法的角度予以原谅了。枣庄于《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3辑发表《论苏轼政治主张的一致性》，认为：“王安石主张变法当然是革新派。但革新也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苏轼一生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不能因此就说他反对变革，只是他们的具体变革主张不同而已。因此，我认为不但不应该把苏轼划入顽固派，也不应把他划作‘动摇’的‘中间派’，而应把他划入革新派。只是他算不上激进的革新派，而是具有更多的改良色彩的革新派。”枣庄继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发表《苏轼〈与滕达道书〉是忏悔书吗》，在考辨第十九书的写作时间的基础上认为：“当时，他和滕达道在政治上的处境都很困难，因此，他对老友进京可能出现的问题说：我们错了（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他们对了（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不要再‘哓哓不已’了，否则忧患愈深。这与其说是对过去反对新法表示忏悔，还不如说是在劝老友以言为戒。戒则戒矣，但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就是这封信的基本精神。”这样给苏轼以新的社会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枣庄发表此两文时尚下放在中学里教语文，《文学评论》的编辑侯敏泽支持枣庄的意见，使它们能在权威刊物发表，可见当时学术界的公正态度。1981年枣庄的专著《苏轼评传》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对苏轼的评价，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毕竟也是地主阶级的改良，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怎么能因为苏轼反对这样一种变法就全盘否定苏轼呢？”“我们应该如实承认苏轼一生都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一生也主张革新，只是具体的革新主张与王安石不同而已。他一生不仅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颇富革新精神，而且在政治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宋王朝的‘丰财’，‘强兵’，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工作。他一生光明磊落，直言敢谏，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苏轼不仅是政治上主张革新的，而且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也颇富革新精神，取得了巨大成就，产生了深远影响。”枣庄对苏轼的评价表现出学者的锐气与个性，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奠定了他研究三苏的学术基础。他的学术见解得到了学术界的支持，而他也由此成名。我之所以回顾这一段历史，因它是枣庄学术的光辉起点，而且在学术思想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

文章来源：《长江丛刊》 网址: http://www.cjckzzs.cn/qikandaodu/2020/0821/4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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