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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研究”一大家——写在《曾枣庄三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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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十种（下称《丛刊》）即将付梓，诚心祝贺！于“三苏研究”，我是外行，仅属拥趸；于枣庄先生，现未谋面，自称粉丝。借闲暇时日，粗略拜读过一些文稿，大致了解其研究经历。他皓首穷经、专心致志，倚重文献整理、资料研究、作品传播、领域拓展，兼备资料性、论述性、系统性、开创性、独立性。其“三苏研究”领域广阔，研究深入，形式多样，著述丰硕。其《丛刊》所反映的治学精神，展现的学术成果，我由衷敬佩，感慨良多！

对“不平”之事而严谨求真。“不得已者而后言”，严谨求真“鸣不平”，贯穿于他“三苏研究”的历程。先是“情不忍则鸣”。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由衷爱戴、景仰苏轼，自然容不得对其歪曲和抹黑。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驳斥将苏轼视为“典型的投机派”“动摇的中间派”，求“议论常公于身后”，他毅然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向，转而从容研究苏轼，“心正而笔正”，写成《苏轼评传》，公允地评述其稳健革新的政治主张和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的高尚人格。接着，他“疑不解则鸣”。学贵有疑，有疑则有进。大胆提出疑问，小心予以求证，从而得出正确结论，是他常用的研究方法。他研究苏洵，始于其置疑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与苏洵是否相关，不指名道姓批评王安石的《辨奸论》是否苏洵所作。为此，他深入研究，撰写了学界第一部关于苏洵的学术传记——《苏洵评传》，力证《辨奸论》出自苏洵，探求苏轼一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家学渊源。进而他“理不通则鸣”。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何况乎人？《宋史》记载“辙与兄轼无不相同”，他直觉有悖常理，大不为然；于是从人物性格、政治主张、学术观点、文艺思想、诗文风格等多方面分析比较苏轼、苏辙兄弟异同，形成《苏辙评传》（又名《苏辙兄弟异同论》）。其中，关于“苏辙为政长于其兄”等论述具有突破性、开创性，标志着他的“三苏研究”更加理性、成熟。宋代理学家程颐曾言：“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得清者出来。人思虑，始皆溷浊，久自明快。”枣庄先生力行如此。凡欲做成学问、达成事功者，应该不在例外。

从对象之专而拓展深入。立体、多维展示作为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的“三苏”，深入、全面呈现其精神内蕴、思想精华、艺术特征、人格魅力，重点关切研究其相互联系和社会影响，实现由点到面的拓展，由表象到本质的深入，是《丛刊》的鲜明特色。注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个体向整体拓展。“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其三苏研究发轫于研究苏轼，由此横向、纵向拓展研究领域，进而由“一苏”到“三苏”、由“三苏”到两宋，由本人特征到姻亲门生，由文献到年谱，由文艺贡献到思想价值，修本而应末，举纲而张目，内涵向深，外延趋广，体系逐渐成型；又注重“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由通博向专精深入。他力倡“读书宜博，研究宜专”，非但锱铢必较研究对象的个体资料，而且全面客观掌握相关素材，从而以“博”纵观时空之广，以“专”追求方位之深，在宏大格局中精准求索，成功规避了不“博”而“专”的局限，“博”而不“专”的空泛。正如“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掌握的史料更趋翔实，研究更趋深入，论述更趋透彻，逐渐集渊博史学、宏富史才、独到史识于一体。他注重“考述并重，文史合一”，由资料性向思想性凝炼。“一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二要全面占有资料，三要弄清基本事实，四要坚持独立思考。”这是他的学术心得，源自其学术实践。对于《丛刊》中涉及的研究课题，他坚持从原始资料摸起，多渠道梳理源头，独到地确定选题，由感觉而倾向，由倾向而观点，由观点而论证。这种以史料与文献为源头活水，文学与史学相得益彰的研究方法，有效防止了唯“考”而简单堆砌，唯“述”而苍白说教的弊端，实现了以“史”证“文”、以“文”化“史”、文史相应的过渡，从而提升了研究成果的价值。培根说：“我们应该像蜜蜂，既采集百花，又专心整理，这样才能酿出香甜的蜂蜜来。”《丛刊》的成就过程足以印证：善集“百家之美”，乃可成“一家之言”。

步空白之域而探索创新。“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他不仅将苏轼研究扩展到苏洵、苏辙，整理出版多部关于“三苏”的著作，而且在宋代文献整理、文学研究和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著述颇丰，多具有填补学界空白的意义。其屡“开独造之域”，皆因“取法至高之境”。批评精神一马当先，多客观评判，少主观盲从，“事非目见耳闻”，就不“臆断其有无”。词为长短句，而长短句不一定为词，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对这类文体学常识若明若暗。对此，他不醉独醒，如鲠在喉，坦率批评近半个世纪不重视文体知识教学；同时自发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编纂成《中国古代文体学资料集成》《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近六百万字，开学界之先河。他的协作精神难能可贵。“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他注重与国内学者携手，鼎力襄助“三苏研究”，建立了“曾枣庄三苏文化研究室”。他积极倡议和推动海内外开展“三苏”学术研究，与十余位海外友生长期合作，为研究“三苏”文化拓展新的视野、提高国际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进取精神可嘉可叹。尽管于“三苏研究”，学界并无几人能出其右，但他依然坚持“不懂就学”，笔耕不辍。其于花甲之年罹患癌症，犹自持“做最坏思想准备，尽量往好处努力”的信念，手不释卷，心无旁骛，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于耄耋之年，犹以只争朝夕的执著，结集出版《丛刊》十种，求知欲不减，进取心未退。他锲而不舍，登高行远，借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使有限的生命具备了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