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与抗清友军及沿海人民群众的关系——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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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郑成功与抗清友军及沿海人民群众的关系——郑成功研究之三陈碧笙郑成功以金厦等三数弹丸小岛与强大清军相持lo余年，在战略方针上自不得不特别重视各地反清武装的联络。起兵初

郑成功与抗清友军及沿海人民群众的关系——郑成功研究之三陈碧笙郑成功以金厦等三数弹丸小岛与强大清军相持lo余年，在战略方针上自不得不特别重视各地反清武装的联络。起兵初期，成功屡与鸿逵、郑彩、杨耿诸部联合作战。在坚持抗清战争中，对粤东义师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以及一度失和的郝尚久等部，都曾决策出兵相助。对其他力量较小的各地反清武装，如崇安的陈德容、魏福贤、周立，永定的温丹初、廖明旗。永春的林日胜，德化的林忠，太湖流域的钱应魁等，也经常注意联系，互为声援。在抗清战争日益发展期中，西南李定国、孙可望等部始终牵制着南下清军的主力。李定国于永历6年退师湘南之后，复移师南下粤海，以与海上诸军相呼应，尤其寄最大希望于郑成功，因而屡有定期会师之约。根据史料记载，双方遣使出兵、力求会师的行动大约有如下13次：(1)、永历4年10月，应桂王敕召，成功率军南下，欲从虎门而入，与李定国合攻广东①。(2)永历5年7月，又奉召入援，中途遇风，未果⑦。(3)6年儿月，“秦王孙可望移檄会师。安西王李定国复广西，杀孔有德，遣使会师”，“藩遣效用官李景往广西约师会期一。(4)7年5月，永历册封成功为延平王，成功“遣监督张自新同万兵部(年英)由水赴行在回奏……另遣监督池仕绅赍敕由路诣行在，并会平西等兵马行军事宜。明晋王定国、蜀王文秀俱有书来会师，藩修书答之一。(5)8年9月，‘‘李景自西师回，晋王定国差官同景至，赍书来会师一。(6)8年10月，遣林察、周瑞等率兵“南下与晋王等会师勤王”；“又差效用官林云培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等”。(7，)9年5月，林察、周瑞等。无功引还，成功怒，贬责有差，……因致书于李定国～。(8)10年3月，遣前提督黄廷“南征，巡至盐州、海州、大星所等处……惟行在驻驿高凉，声援难通一。(9)10年夏，“时永历行在安龙州，晋王定国、蜀王文秀有差官赍书来会师，藩遣效用官李景同赴行在复书，往会定国…。(10)11年4月，决策北上江南，“即修表并书，遣杨廷世、刘九皋从龙门间道往粤西”会师@。(11)儿年12月，周金汤、刘国柱、杨廷世、刘九皋等赍表到厦门，。成功遂拜谢表，并会师江南“。(12)12年4月，。修表，遣杨廷世往粤西，报出师日期”。o(13)15年8月，李定国在滇西，“适云南会徽人汪公福携海上郑成功约师表来”，为白文选所得o。然而，由于主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双方竟始终未能实现会师的目的，这对于整个抗清战局的开展无疑是极其不利的。就郑军方面说，未能与定国会师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由于战略方针不一致。．当李定国主动提出会师建议之时，成功所采取的抗清战略，基本上还是固守金厦，规取漳泉，徐观其变。《外纪》卷7载周全斌于永历6年正月向成功献策云：“若以大势论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当先通广南，达行在，会孙可望、李定国师，连舟粤东，出江南，从洞庭直取江南，是为上·9’策。奈李成栋已殁，广州新破，是粤西之路未得即通，徒自劳也。今且固守各岛，上据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举兵取漳泉以为基业，陆由汀郡而进，水从福兴而入，则八闽可得也。功大悦日：‘此诚妙论，，，。周全斌所言，眼光不出闽南沿海一隅，既没有逐鹿中原的远略，又缺乏与清军决战的决心，但却完全适合海上武装集团的需要和利益，所以深得成功的赞赏。所谓“粤西之路未得即通”的形势。在李定国两蹶名王、挥师南下之后，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惜成功一时见不及此，没有主动、大胆地倾师出击，以收东西夹攻之效，致定国望洋兴叹，功亏一篑，这是双方未能会师的主要原因。第二，由于对清和议的牵制。李定国建议会师之后，亦即清郑和谈开始之日。尽管和议实系“将计就计”，“本非初心”，但在双方信使往还、和平空气高涨的形势下，自亦不便大举兴师，采取决战姿态。成功复芝龙书有云：“不意清朝以海澄公、一府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哟(《实录》第52页。)又致福建抚佟国器书云：“自去岁议和之后，不佞遂按兵不动，即江淮截运之师亦暂吊回，遣进浙西之旅亦戒安辑，孙李请援之师亦停未举，此示信于清朝不可谓不昭矣"@(《实录》第57页)。和谈影响所及，使出兵会师之举受到一定的牵制和阻障，是无可为讳的。第三，由于会师路线和地点的分歧。郑军出兵路线本有北上长江与南下粤海之分。在永历5年以前，成功比较倾向于南下，但数度出师，均无功而还。永历7年以后，采用张名振的建议，派舟师深入长江，北窥津沽，威肪。哥朝艚运的安全，收到了重大的战果，较之粤海局促，。得其地不足长驱”@，战略意义自然重大得多。永历8年9月，定国致成功书有云：“大抵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所谓张侯爵(按，指定西侯张名振)鼓棹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姻另一书又云；“兹以怀志两酋，东南鼾卧，曾拟长驱建业，不容肘腋无疑，况其局力，自不可与桂林、湖南同日而语”。@大抵在此以前，成功必曾提出会师长江、共取金陵的建议，定国乃需要作此解释。同年10月，成功复定国书云：“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故再发舟师，令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等复出长江，水陆并进，规取金陵，使彼胸腹受创，手足自乱蛐云云，反复申述北上长江之意，亦表示其对出师路线的坚持。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是有过争论的。第四，由于郑军将领的应援不力。尽管有以上种种原因，成功还是于永历8年10月派林察、周瑞等率师南下。考定国差官于九月行抵厦门，成功于10月19日下令发师，用一个多月时间完成大军出发前的种种准备工作，不能说其拖延过久。况时值北风劲吹，顺流疾驶，郑军于12月中旬定国兵败以前赶到新会会师是完全可能的。结果因诸将合心规避，畏缩不前，无功而退。有如上述。到了永历11年局势日非、和谈绝望之后，成功始省悟到株守金厦、静观待变之非计，因决心孤注一掷，倾师北上，又一再遣使通书定国，重申会师之约。无如是时定国已奉桂王入滇，与长江相距愈远，兼之内讧日深，败局已成，自保犹感不暇，更谈不到大规模远征的行动了。这样，双方往返商谈达7—8年之久的约期会师，竟以未能实现而告终。成功对浙海武装的关系就远为密切而复杂。自永历6年鲁王避地入闽之后，所部如张名振、阮骏、周崔芝皆改隶成功麾下，编为水师前、后军及后镇。永历7年3月，8年正月和9年五月，成功曾三遣张名振率舟师进窥长江津沽。名振虽一再被谗调回，但经过解释之后，“成功待．10·以上宾，行交拜礼，指腹联姻，赠以万金……”。o郑军3次北上，皆以浙海水师张煌言、罗蕴章、袁起震、陈文达等部为前导，罗蕴章部还曾参加收复台湾的战斗。浙海另一将领阮美在其后致清吏书中曾说：。遇荷郑藩，格外优奖，愈增感激，捐躯图报，何敢陨越”@云云，足见其对成功眷念之深。总的说，成功对于浙海反清武装的团结政策是成功的，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在长期共事合作中，也曾产生过不少的摩擦和分歧，兹就下列几方面略加探讨：第一，关于闽浙将领的不和。据《实录》第74页记载，永历10年10月，甘辉、陈六御等奉成功命，北上攻取舟山，张名振以与陈六御有宿怨，“驰会攻城不至”。名振豪爽任气，不肯下人，各书均载成功与名振相见时，“出历来谤书厚尺许”，“寻被谗，撤回厦门”，可见在成功面前讲名振坏话的人是很多的。成功将士大半是多年纵横海上的健儿，以漳泉潮惠人居多，在语文习惯上与浙海水师本来就有些隔阂，郑军驻浙，就地筹粮措饷，尤易与浙军发生矛盾。浙军在郑军中始终居于客体地位，在信任和待遇上难免要略逊一筹。凡此种种，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加重了闽浙将士之间的对立、不和情绪。第二，关于尊奉鲁王。鲁王以不得已而入闽，成功虽待之以宗人府宗正之礼，但对之防范綦严，并迫其自去监国尊号。全祖望《张煌畜年谱》云：“辛卯(永历5年)之后，延平军势日盛，遂执牛耳，定西、平夷、闽安诸公皆称邾莒而监国为寓公矣，不得已而去尊号，乾侯之辱良可悼也。浙邸诸臣，惟公始终一节，不与延平附和……公在海外，当事者防守其门。”及后礼节日疏，供亿不给，“王不免饥寒，出无舆导，至以名刺投谒。宾旧张煌言、徐孚远避形疑，不敢入觐。王寄食郑氏．如家人而已：峭对清议和期间，清朝提出先献鲁王为条件，成功“乃令杨致护送鲁王从海道诣广西谒见以避之，王踌躇不欲行，功强之再四，王始扬帆，至表遇风，回居南澳”。@成功入台时，道路传闻，至有沉鲁王于海的传说。永历凶信传到海上．张煌言暗中策划乘“在闽诸勋镇正在危疑之际”，“急用收罗之术．以为拥卫之资，然后速正大位，使天下晓然知本朝尚有真主，中国自有正朔”云云@。大抵鲁王居海期间，浙海诸文武不甘心于长期从属郑氏的地位，无时不以恢复为念，这对于成功小朝廷的巩固，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加意防范是必然的，所谓唐鲁夙怨，不过是表面之辞而已。第三，关于对清和议。名振、煌言等数次率师北上，锐意恢复，均以扼于和议，中途撤还。《东南纪事》卷9“张煌言传”云：“明年(永历6年)春，讨舟山，守将巴臣兴降，乘胜入长江，……崇明、镇江二战俱捷……，会以闽师被撤，无援而退。明年，复统师入江，江北豪杰聚众归者接踵，适谍者间于郑，撤回闽，来者俱恸哭别，事遂不可为矣。及至，与郑极谈利害，谍不可信，和不可从。郑韪之。”又卷 ll“郑成功传”云：“及议和，成功以不便劳师远征，使人召还，义师多不欲南，半引去。其后名振遇毒，议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将士心。”可见他们对于对清和谈是颇有异议的。第四．关于长江退师。永历lO年北上长江之役，“煌言师不统于郑，自请先登，以是深入”；及南京战败，“成功不为声援，急全师去”@(均见查继佐《鲁春秋》)。罗子木在金山望见大艨南下大惊，“．乃乘小艇奔成功船，……超登日：‘公何以费十年之力，辜天下望f成功不答。子木大恸日“公兵势尚强，奈何以小衄挫志?彼战胜而惰，转帆复进，南都!必破，失此事机，后欲复振，其可得乎?’持成功手顿·【J‘足号恸不已。成功默然，竟令左右扶去”。@事后煌言在《北征录》中追述云：“初意石头师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亦未必遽扬帆；即扬帆，必且退守镇江。……余遣一僧赍帛书，由间道访延平行营，书云：‘兵家胜负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况上游诸郡邑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图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万生灵何l’讵延平不但舍石头城去，且舍铁窀城行矣l旧寥寥数语，对成功的幡然改图，全师而退，实不胜其愤懑失望之情。第五、关于出兵收复台湾。永历15年，成功决计移抗清兵力于收复台湾，煌言闻讯，力持以为不可。他除写信劝阻外，又遣罗子木两度入台，并分函明室遣老王忠孝、沈俭期、徐孚远、曹从龙等力挽成功回师。他在《上延平王书》中提出了反对收复台湾的意见说：“若以中国师徒委之波涛漂渺之中，拘之风土 j丕榛之地．……皆足以堕士气而损军威”；“人和乖而地利失宜”；“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他又写了许多诗讽刺成功出兵复台，如“中原方逐鹿，何暇问虹梁”；如“鸠居粗得计，蜃市转生疑”；如“寄语避秦岛上客，衣冠黄绮总堪疑哟等等，对成功是否继续抗清，效忠明室，表示很大的怀疑。张煌言等人既没有认识到收复台湾的重大意义，又不了解成功对于抗清复明的看法和封建士大夫之流有很大的不同，从而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主张，成功自然只能一笑置之了。南明后期的抗清力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李定国等所统率的大西军残部基本上还保留着农民军的优良传统，纪律严明，群众关系良好，机动性大，屡给清军以严重的打击，绐终是抗清的主力。张煌言、张名振等都是封建社会的孤臣孽子，是地主阶级的抵抗派，他们的根本利益在大陆。离开了大陆的土地和人民，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将丝毫不能有所作为，所以能效死勿去；在抗清中表现出比较坚强的意志和决心。郑成功所依靠的海上商业资本及其武装集团，交通中外，以海为家，他们参加抗清，不外是想保障既得的商业利益，因此就容易发生妥协和动摇。由于所代表的各阶层、各集团利益的不同，对于抗清的态度、路线、方针以及具体做法就会有种种的差异。要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想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总的说来，郑成功的抗清活动是得到了沿海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的。但沿海人民群众为什么要支持郑成功?支持到什么程度?以及那一部分人最出力支持?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关于沿海人民群众为什么要支持郑军，争论大概足不大的，一般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第一，清军入闽初期，数次屠城，强迫釜发，激起了各地人民的猛烈反抗。根据各书记载，从顺治3年(1646年)到7年(1650年)的前后5年间，福建8府1州57县规模较大的起义抗清事件。除鲁王所属的海上武装不计外，有泉州的沈俭期、林桥升；兴化的杨耿、朱继柞、潘仲勤，永春、德化的林忠、林日胜，崇安的陈德容、魏福贤、周立，邵武、建宁的郧西王常宁、揭重熙，顺昌、将乐的德化王慈烨，福宁的刘中藻，延平的新建王由模等数十起，但都旋起旋灭，一一被强大的清军镇压下去了。郑成功蹶起海滨，雄踞两岛，与清军大小十数战，屡挫强敌，声威远播，沿海人民群众自然而然要把驱逐清军、保卫境土的希望寄托在英勇善战的郑军身上，从而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第二，郑军军纪严肃，军民关系比较良好。《闽海纪要》云：“成功自起兵以来，军律严明，禁止淫掠，犯者立斩。破城之日，诸军虽争取财物，遇妇女在房内，则却退不敢入，远近称快。”《岛上附传》亦云：“郑氏军兴以来，军律颇肃，无所淫略，军行孺子妇人至与争道。独燔桥堕邑，酷索富人云。”《实录》记载永历ll—13年北上期间，成功曾一再“重申出军严禁条令”，“再申禁令”，·】2·“再申军令”，反复戒谕将领：“约束兵士，收拾民心，当与战勋并重”；对于扰民将士。立即绳以军律，绝不宽假。其禁令条款所列，如“攻剿地方有附虏十分顽抗负固者，破城之后，明令准掠妇女……不在禁内”≯又如“江北地方准其取粮，准其坐船，至于江南地方务要一草一木不动”；固然也有些不彻底的地方，但较之清军的到处焚烧劫杀，不知要好过多少倍了。第三，郑军将士以漳泉潮惠人居多，其活动区域亦基本不出漳泉潮惠一带，不仅地方情形十分熟悉，如数家珍，而且乡邻戚党遍布民间，人人皆可资为耳目。早在芝龙横行海上时代．明代官吏就概叹以为：“民不畏官而畏贼，贼不任怨而任德；一人作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作贼，一方可保无虞。增郑成功的军事设施，基本上是继承了芝龙时代的传统，再加上严格的行军纪律和鲜明的政治口号，声势自然更大得多。《右都督苏明揭帖》所说：“今雉泉两郡村落邱墟，而伪镇伪参军族居，井里晏如，亲戚出入无忌”，固也部分地道出了个中的情况。沿海人民群众中那一阶级、那一阶层、那一部分人对郑军支持最多，出力最大呢?近来有人力图将郑军涂上一层农民军的色彩，说郑军士兵大多数是沿海的农民和渔民，一部分农民起义军(如万礼)曾参加到郑军中去，郑成功也曾积极争取与各地农民军、特别是李定国所率领的农民军团结合作，因而不愧为“人民子弟兵”云云，这些显然都是没有根据的。郑成功是百分之百的封建地主阶级的领袖人物，由于阶级地位的限制，他看不见农民的力量，自然不可能真正依靠农民。尽管成功所代表的海上商业资本关心对外贸易更超过于对农民的剥削，尽管郑军占领的沿海土地很小，对农民的矛盾和冲突也较为缓和一些，但作为地主阶级来说，对于农民的矛盾无论如何总是基本的矛盾。《国朝莆变小乘》有一条海上武装协助清朝知县征赋的记载说：“乡民借海上拷饷，条鞭不纳。差官不敢出城往催。郭知县躬请郭尔龙为通谱，尔龙即出示令乡民登城纳条，遂得完纳条银，县官亲往谢之。”可在强迫农民完纳租赋上，海上武装和清朝官吏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成功本人于永历4年在潮州征粮时，也曾用武力镇压过“苦于缙绅”、曲“拥拒抗纳官租蛐的“九军”。成功北上江南时由张煌言代草的《海师收复镇江一路檄》，第一句话就说：“慨自李贼倡叛，神京陆沉”，一点也没有改变其敌视农民军的态度。而当时闻风响应、“送印纳款”者，也不外是清朝投降将吏、地方父老“绅耆”以及故明“王子、王孙、公、侯、驸马、伯”这一类人物。清军入闽，民族矛盾上升，旧明统治机构崩溃，各地农民军乘胜起义，其中可能有--lb部分被吸收到郑军中去，但这只是初期的事，时日～久，就很难长期保持农民军固有的性质。象大家所喜举的万礼所部万义(一作郭义)、万禄(一作蔡禄)，于永历15年叛郑降清时，即曾大掠铜山全岛的子女财帛以去。郑军士兵固然多从沿海农民渔民征募而来，但也有不少一部分是来自“闽广海盗”、“旗下逃丁”、“中原剧盗”固和地主豪强武装，而况士兵的出身也完全决定不了军队的性质。成功对于闽浙山区的反清武装(其中有些可能是农民军，大多数恐怕还是地主武装)和西南孙可望、李定国诸军也很注意联系，但都是当作反清的同盟军来联系，拜爵封王，思想已逐渐为明朝统治阶级所俘虏，是否还能称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未始不成为问题。大量材料证明，郑成功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是来自海上商业资本家，其次是与海上贸易有密切关联的小商贩、水手和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刺激下，闽南粤东沿海人民。索以航海通番为主，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绝。”@清军入闽，由于军事上政治上的种种原因，采取远比明代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海商集团及其他倚海为生的人们，为了切身利益，自不得不将许多重要物资私·I3·运到清军统治所不及的金厦地区转贩出口。顺治《严禁通海敕谕》所云：“内地商民作奸射利，与为互市，凡杉桅、桐油、铁器、硝磺、湖丝、细绫、粮米一切应用之物，具恣行贩卖，供送海逆。”@又《刑部尚书图海奏疏》所载：林行可等“潜运麻油钉铁等项以助郑孽”，“公然放木下海……制造双桅违禁海船”；方之茂等“结党联艨，更番出没，或装载番货如胡椒、苏木、铜、锡、象牙、鱼皮、海味、药材等项有数百担，神偷鬼运，贸迁有无”；杜昌平等“兴贩纱、缎、丝、棉并药材、磁、油等货，为数不赀……潜谋下海。帼这些显然都是海商集团勾结郑军所进行的一种走私活动，其所贩运的物资如粮米、硝磺、铁器等固然与郑军的军食和武器制造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纱、缎、丝、棉、磁器等出口货，胡椒、苏木、象牙、海味、药材等进口货，以及杉桅、钉铁、麻油等造船材料。郁永河《伪郑逸事》云：郑成功以海外弹丸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偏买人·C-，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我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下海，而商贾垄断，遍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凡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海禁愈严，彼利益普。”在“海禁愈严，彼利益普”的情况下，清朝最有效的对策应该是大开海禁，收通洋之利为己有，可是，由于。害怕外国人会扶助很大部分中国人在17世纪前半期或大约在这个时期内所有过的那种不满意满州人奴役他们的情绪”(马克思语，见《中国和欧洲的革命》)，他们宁愿闭关自守，加严海禁，最后甚至采取五省迁界的下策，使沿海于百万人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因此，如果说沿海人民对郑军的交通接济是清朝的海禁政策造成的，也不为过。以上是沿海人民对郑军支持的一面，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郑军和沿海人民群众间还存在着严重矛盾的另一面。郑成功兵力盛时，陆师号称72镇，水师20镇，每镇平均以l，500人计，水陆官兵人数应有14—15万人，以2，000人计，则有18—19万人劝Ⅱ上舵公、梢手、伙兵、文职官员，官兵眷属以及明朝宗室遗臣等等所必需供养的非生产人口，当不在30万人以下。而其所经常保有的土地，不外是厦门、金门、铜山、南澳、海坛、南日等三数小岛和陆鳌、悬钟、围头、佛潭桥等若干沿海要冲，境域狭小，土地硗瘠，人口稀少，一向又是缺粮之区。上述的通洋兴贩只能解决一部分军饷问题。若干粮食固然也可以从对岸的台湾输入，但数量究竟无多，而且常会遇到荷兰殖民者的阻挠。因此，解决粮食问题最常用、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向沿海人民直接正派。从《实录》、《外纪》、《海上见闻录》这些书所保存的材料看，郑军的主要活动不外三个方面：第一是作战，第二是训练，第三就是到处征粮派饷。在每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后或稍前，郑军必分散到南北各地积粮就食，每年取粮筹饷之师不绝于道。秋冬北风则北上浙之温台，春夏南风则南下粤之潮揭，以便金厦有急，可以顺风回救。年年如是，从无例外。郑军筹措粮饷，又采取包干办法，由各提镇自筹自养，多余的尽饱入官兵私囊，故扰民尤甚，《南疆绎史》所称：“其在海上，饷无常给，分地掠取而已”，就是指这种情况说的。这样经常性的大规模的征粮派饷，无疑会增重沿海人民的负担，加深郑军和沿海人民之间的矛盾。《南疆逸史》记载：“时成功纵横海上，浙闽两广沿海郡县多被兵，官兵疲于奔命。所至征饷，深山穷谷，率不得免”；“所得州郡，征饷尤酷，故旋得旋失。”全祖望《鲒鲒亭内集》卷15“姚公神道第二碑”也说：“初闽人当成功之世，内输官赋，外又窃应成功之饷，以求免掠。奸民乘之，日以生事，而民之供亿亦困甚。”在厉行征派中，一般缙绅富户固然难免首当其冲，但由于贫富不分，一律摊派，绝大部分负担还是落在农民头上，此外少数官吏从中加派，任意搜刮，更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如督饷官黄恺，《闽海纪要》谓其“魁剥不堪，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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