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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朝霞杂志工作的回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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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霞》杂志，这对现在的许多青年人来说，或许是个非常陌生的名称，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却是一本广为人知的刊物。它是“文革”时期仅有的几本文艺刊物之一。在名义上，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实际上是由上海市委写作组下属的文艺组主管，所有稿子均由写作班领导核心之一的萧木及文艺组负责人陈冀德审定，1974年萧木奉调去北京担任王洪文的秘书后，就一直由陈冀德主管和审定。

上海市委写作班，早在“文革”前的1963年就已成立。时任市委文教书记的石西民，以及张春桥、杨西光等领导也先后分管过这个班子。最初的这个写作班，只是从各个单位抽调而来的一些笔杆子，是个临时拼凑的集体，主要任务是奉命批判意识形态领域的“修正主义”思潮。“文革”开始后，写作班人员分分合合，几经演变，到1971年7月，在张春桥的授意下，正式下达了成立市委写作组的通知。此时的写作组，已非昔日可比，它不仅兼有早先市委宣传部的职能，在某些方面还超出了宣传部的管辖权限。

《朝霞》有着这样特殊的领导关系，其命运也可想而知。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市委写作组的一些头头都受到审查批判，《朝霞》当然不可置身局外，也被责成停刊检查。

如今，距离《朝霞》停刊已有30多年了，本人曾在创刊筹办之初，即1972年12月的21日开始参加筹办，至1975年10月下旬借调去北京协助袁水拍筹办《人民文学》为止，计有三年不到（少两个月）的时间，参与编辑了《上海文艺丛刊》（第四辑后改名为《朝霞》丛刊）及《朝霞》月刊。作为一度参与编辑《朝霞》的当事人之一，在2003年9月，曾经接待过吴俊教授的来访，在介绍个人经历时，提到过《朝霞》的一些情况，那是一次事先毫无准备、即兴式的随便交谈，事后，热心的吴俊先生大概为使更多人获知这些资料，随与另一位来访者黄沁女士一起，根据当时的口述录音，整理、辑录成一篇文章，公开发表于2004年第3期的《当代作家评论》。遗憾的是在正式发表前，未经本人认真审阅订正，其中提到的一些情况，并不十分准确。

为了对历史负责，本人虽年事已高，仍愿根据当时的日记和文字记录及回忆，就我所掌握的《朝霞》情况、它的创办经过、编辑部的成员构成、作者队伍的建立、稿件来源及取舍标准，以及某些特发事件的起因和结果，如实提供，为愿意研究这个特定阶段的文学状况的学者作参考。

一、1972年的一个座谈会

“文革”开始不久，我所属的上海作家协会，就被称作“裴多菲俱乐部”，列为“砸烂”单位。到了“斗、批、改”阶段，一部分同志在“四个面向”（即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的动员下去了黑龙江，一部分同志被安排下工厂劳动“战高温”，余下的人员于1972年10月初，在工、军宣队率领下，暂时告别了位于上海郊区奉贤海滩的“五七”干校，回到了上海市区，开展整党活动。就在1972年10月11日那天，工宣队长通知我和肖岱、菡子、王道乾、茹志鹃、欧阳文彬、郭卓、戴厚英等8人，说市委写作组要我们这几个人去开一个座谈会，地点在外滩的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这8人中有的是刚“解放”的专业作家如菡子、茹志鹃，有搞文学评论的如戴厚英，其余几人都是主要从事文学刊物编辑工作的。我们这些人在上海作协内，长期靠边，无所事事，如今能收到红极一时的写作组的开会通知，当然高兴。

这天下午，我们准时到达开会地点。会议的主持人是陈冀德。陈冀德原本就是与戴厚英一起在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成员，“文革”前的1964年年初，她就同另一位研究所同事李子云一起被借调到当时还是由石西民主管的写作班，作为作协秘书长孔罗荪的助手，参与批判文艺领域的“修正主义”思潮。这个写作班当时设在华山路48号内的丁香花园，是个环境幽美的场所。如今尽管她已是文艺组的负责人了，但在我们这些人的心目中，她同戴厚英一样，属于“小字辈”，大家彼此都熟悉，所以毫无拘束。会议一开始，大家就畅所欲言。陈冀德首先表明：这会本是由萧木来主持的，他今天临时有事，所以由她来代表。会议内容：一是要大家谈谈对当前文学创作有何想法和建议，二是议议要不要办个文学刊物，要办的话，有些什么利弊，需要什么条件等等。谈到办刊物，大家一致认为太需要了。自从1966年6月，上海作协所属的两个刊物同时停刊，至今已有6年多时间了，整个文学领域一片荒芜，无论是作者和广大读者，都太需要一本刊物了。但是一联系到本人，一致觉得我们这些人，受“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毒害太深，迫切需要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接受改造，不适宜再搞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