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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话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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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艺丛刊》

老作家李辉英先生的书话集《三言两语》中，收有《从翻版书上看到的》一文，谈到上世纪70年代初，在香港的市面上买到一册当地翻印的《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一辑，上面刊有他的短篇小说《某校记事》。看到这篇旧作，不免生出一点感慨：“我的不惜花上港币三十五元买上这一本翻版书，多多少少也跟自己想买回自己这一篇作品有些儿关系，不是因为看见了这本翻版书，我简直就记不得自己写过这篇作品了。”无情的岁月已抹去某些历史陈迹，李先生不仅忘记写过这篇作品，连如何投给出版社的也语焉不详了。

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原来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的文艺工作者有的退到内地，有的辗转去了抗日根据地，仍留在沪上的则利用英法租界的特殊地理环境，坚持着抗日爱国的文学活动。《新中国文艺丛刊》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的一份刊物，它不叫期刊而称丛刊，主要是为逃避登记和检查带来的麻烦。丛刊的编辑者注明“新中国文艺社”，实际上是由陈望道挂名主编，戴平万负责具体工作，共出版4辑，32开本报纸本印。刘增人等纂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2005年1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著录为24开本，不确。

《新中国文艺丛刊》的每辑，还另有一个刊名。第一辑名《钟》，1939年5月1日出版，书名取自梅益翻译的高尔基的一篇散文。创刊号上没有发刊词，书末“编者的话”中“愿读者们一同来教育他，抚养他，把它养成一个为民族为国家而战斗的健儿”的呼吁，恐怕说明了其办刊宗旨。这个刊物的规模较大，设有短论、小说、报告、通讯、散文、诗歌、论著、杂文、书评、木刻等栏目。老作家源新（郑振铎）的《通俗文学的写作》，巴人（王任叔）的《关于女兵》，蒋天佐的《什么是抗战文艺》，都是充满时代气息、反映现实迅速的作品。林淡秋翻译的英国人勃脱兰所写的《在晋北前线》更是一篇内容丰富的报告文学，让我们了解到军民合作歼灭日军的一些具体而又生动的情节。叶舟翻译的英国霍尔夫人的诗歌《新中国进行曲》，对中国人民反抗强暴侵略进行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寄予了深切同情和由衷礼赞。创刊号上有六篇小说，李辉英忘记的那篇《某校记事》排在第一位，写了身在沦陷区的学生精神上所遭受的沉重痛楚。林淡秋的《吴文奎》，写了一位不满社会腐朽、向往社会变革的小知识分子，过高看重自己，幻想多，实践少，终于一事无成。散文创作中，有景宋（许广平）的《街头小景》，柯灵的《窗下》，另外王统照（韦佩）、赵景深（邹啸）、金性尧（文载道）、周木斋（辨微）、周黎庵（吉力）等人也有作品刊载。作者阵容赫赫，引人注目。

丛刊的第二辑名《高尔基与中国》，出版于1939年8月，为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编者崇敬高尔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收入的全是高尔基的翻译作品，当然也有出于斗争策略上考虑的需要。译者有姜椿芳（什之）、邱韵铎（黄峰）、戴平万（岳昭）、林淡秋（应服群）、满涛、蒋天佐、适夷、史笃、罗稷南等名家。

1939年10月出版了丛刊的第三辑《鲁迅纪念特辑》，因与鲁迅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相近，编者约到七篇纪念性的文章，表示“此时此地的我们对于鲁迅先生的崇敬”。虽仅七篇，分量却不轻，景宋写了《鲁迅的日常生活》，由于身份特殊，文中披露了许多外人无法获得的独家资料，对了解鲁迅的性格、思想和嗜好有着重要作用。她多从人们忽略的细微之处入手，比如写鲁迅爱吸烟：“每天吸烟总在五十支左右。工作越忙，越是手不停烟，这时候一半吸掉，一半是烧掉的”，“他用的烟是廉价品，遇到朋友送些好的，也不肯独用，一定分送些给别人，共同欣赏。黑猫牌的香烟他最爱好，可惜价钱贵，难得买来吸。还有一种似香烟粗细，用烟叶卷成的廉价品，吸起来似雪茄烟气味，他也爱好，但气息不好，我不欢喜，他也就不买了。偶然也吸雪茄烟，似乎并不很爱。烟灰缸却一定要深而且大，放些水，省的随风乱飞。烟嘴是在上海才经常用的，人又节省，总是吸到再不能拿，烧手了，这样才弃掉。如果那些捡烟头的遇到他，一定没有好感，因为那一部分已经给烟油弄潮湿，不好再用了”。巴人的《鲁迅的创作方法》，是一篇系统研究鲁迅创作方法的论文，从作品的产生过程、典型的创造、环境描写、关于文字技巧四个方面对鲁迅的作品进行了艺术分析，时见闪烁出智慧的火花。《鲁迅与尼采》一文相当深入地探讨了鲁迅与尼采的关系，凸现出思想的活跃和放言无忌。作者洛蚀文（王元化）当时还是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编者对他赞赏有加：“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这辑还收有锡金（蒋锡金）、白鹤的文章及容纳等集体改编的《长明灯》，特别是后一篇，编者“后记”中的提示也是一则有价值的史料：“特为纪念而把鲁迅先生的作品《长明灯》改编的剧本，是几位爱好戏剧的青年的集体创作，听说已于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十月十九日，在某大戏院演出了。剧本并不十分完好，但他们的努力，自编、自导、自演的精神，可值得嘉许”。